隨著我國能源消費將進入中低速增長的新常態，我國新能源產業將進入提質增效、科學發展的新階段。作為支持新能源產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商業銀行一方面要貫徹落實國務院、人民銀行和銀監會的相關政策要求，聚焦產業服務需求，加大對新能源產業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更要發揮銀行對產業發展的引導、約束和杠桿功能，促進新能源產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十三五”時期我國新能源產業的發展趨勢

我國仍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期，電力需求長期平穩增長的總體態勢和能源大范圍優化配置的基本格局沒有改變。根據國家相關規劃，到2020年我國風電裝機超過2.1億千瓦，太陽能發電裝機達到1.1億千瓦以上，核電裝機達到5800萬千瓦。由于新能源產業各個子行業的資源稟賦、電能質量、空間格局存在較大差異，“十三五”期間各子行業將呈現出差異分化的發展趨勢。

棄風限電形式加劇，風電發展將由規模擴張向高效利用轉變。“十三五”期間，我國將統一協調風電開發建設與市場消納，著力推進風電的就地開發和高效利用，加快開發中東部和南方地區分布式風電，穩步發展海上風電，有序推進酒泉、內蒙古西部、內蒙古東部、冀北、吉林、黑龍江、山東、哈密、江蘇等大型現代風電基地，風電行業將由規模擴張向高效利用轉變，棄風限電問題有望逐步得到緩解。

太陽能發電裝機迅猛增加，新商業模式助推產業化、協調化發展。“十三五”期間，我國將促進光伏發電規模化應用及成本降低，有序推進光伏基地建設，加快太陽能發電的產業化、協調化發展。這其中，“光伏+”模式和“領跑者”計劃等新的商業模式將是主要亮點。一是“光伏+”模式將促進光伏產業的多元化融合發展，如光伏與扶貧、農業、環境、氣候結合等;二是區域光伏規劃可以與區域經濟發展規劃形成較強的協同效應，進而實現區域經濟和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三是“領跑者”計劃有望引領國內光伏市場發展，“領跑者”基地建設將會得到加快推進。

核電重啟帶來新機遇，核電裝備自主化和“走出去”將成亮點。我國是世界核電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在建核電站分布于遼寧、山東、浙江、江蘇、福建、廣東、海南和廣西等多個省區。推動核電關鍵技術水平提升和裝備自主化，是保障我國核電的長遠發展是核電產業全面協調發展的重中之重。核電技術已經成為我國最具備國際競爭力的技術之一，在國家力推“核電出海”的背景下，我國核電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將進一步加快。

“十三五”新能源產業發展面臨的風險

銀行是經營風險的部門。商業銀行的經營根本是在做好風險防控的基礎上，追求信貸收益最大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商業銀行在對新能源產業進行信貸投放時，首要關注產業和項目的風險。總體來看，我國新能源產業主要面臨以下五類風險：

一是政策風險。我國風電、光伏的產業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但各項政策文件之間缺乏連貫性和系統性，風電、光伏的電價政策和補貼機制尚不健全，審批難、補貼難等因素都將影響到行業的發展。

二是產能風險。新能源裝備制造業的低端化和無序化，尤其是風電和光伏，導致較為嚴重的同質化競爭和低端產能過剩。風電、光伏行業產能都已達到或超過產能上限，平均產能利用率都在70%左右。

三是技術風險。從風電和光伏來看，資源監測不準、機位點微觀選址不同、選擇機型差異，都會對項目發電量造成影響。從核電來看，我國尚未全面掌握部分關鍵設備的設計，核電技術標準規范體系較不完善，技術和核安全技術的研究開發投入較為不足。

四是出口風險。在海外市場拓展的過程中，新能源產業會面臨當地法律政策約束、貿易摩擦加劇、市場不穩定等風險。我國多數新能源出口企業的結構存在過度集中的現象，特別是向歐美日市場傾斜，過度依賴單一市場的風險較為嚴重。

五是財務風險。新能源產業屬于資金密集型行業，企業電站裝機容量的快速增加可能引起資金周轉不靈，而諸多經濟因素也會引起融資利率水平的變化，從而引發資金風險，影響項目收益。

“十三五”新能源產業的商業銀行機遇分析

隨著我國能源效率的不斷提高和能源結構的持續優化，做強做優風電、光伏產業，加快核電走出去，發展新能源核心技術將成為新能源政策的導向。同時為實現碳減排目標，能源結構將迎來大幅度調整，新能源發電需求將進一步擴大，步入提質增效、科學發展階段的新能源產業有望成為商業銀行積極關注和重點扶持的機會領域。

但為避免前一輪投資的覆轍，商業銀行對新能源產業的總體扶持原則應為“風險可控，分類進入，擇優支持”，在做好政策研判和風險防控的基礎上，有選擇性有針對性地扶持新能源產業的機會領域。

首先，要重點支持中東部地區和低風速地區新增風電項目的信貸需求。

從開發區域來看，中東部省份受棄風限電影響較小，將成為新增風電項目的主戰場。中東部地區將重點發展分布式風電和海上風電項目：分布式風電可以直接并網發電，而且對電網的沖擊性較小;由于海上風電具有資源優質、不占用土地、不消耗水資源和適宜大規模開發的特點。同時，根據近期風電建設規劃，河南、山東、陜西、湖南、江西、廣東、貴州、安徽、湖北等省份的規劃裝機大幅增加，而新疆、內蒙、寧夏、甘肅、山西、吉林、黑龍江等省份的規劃裝機急劇減少，風電裝機向低風速區轉移的趨勢日益凸顯。

第二，要積極關注光伏發電扶貧項目、區域光伏規劃以及光伏領跑者計劃等亮點領域。

在光伏發電扶貧方面，2016年4月，國家發改委、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開發銀行等部門聯合下發《關于光伏發電扶貧工作意見》。預計“十三五”時期我國光伏扶貧工程總規模將達到15GW，光伏扶貧工程總投資將超過1200億元。

在區域光伏規劃方面，2015年7月，國務院批復河北省張家口可在生能源示范區發展規劃，未來五年將在張家口建立國際領先的低碳奧運專區，并輻射到京津冀及其他的周邊地區，預計光伏裝機將新增5.6GW。這種區域光伏規劃的模式有望逐步推廣到全國其他地區。

在光伏領跑者計劃方面，2015年6月，山西省大同市采煤沉陷區國家先進技術光伏示范基地成為國家能源局“光伏領跑者”計劃首個被批準的項目。由于入選計劃項目的技術產品有望優先被國家和地方政府用電項目采用，而且政府將在關鍵設備、技術上給予計劃項目市場支持，因此多個地區的項目正在積極申報中。

第三，要重點滿足核電新建、待建項目的資金需求。

2015年，我國正式重啟核電項目，核電項目進入密集批復開工期，一批沿海新建核電項目將陸續開工建設，待建項目將加快推進，核電裝機和發電量保持快速增長。按照2020年5800萬千瓦的在運核電裝機容量計算，2016-2020年每年大約有6臺左右百萬千瓦級機組投建，年投資規模將達到660億元以上。

由于核電企業大都是國有企業，加上核電項目前期投入大、回收期長，商業銀行可與核電企業以“總對總”模式開展全面戰略合作，對其海外拓展、工程建設、資金結算等業務給予全面支持。或是開展供應鏈金融服務，對核電供應鏈上的不同企業提供個性化的金融服務，通過核心企業信用支持、企業存貨盤活、應收賬款貼現等方式減少信息不對稱風險。

第四，積極關注新能源產業兼并重組的業務機會。

隨著政策不斷完善，風電、光伏的市場環境將不斷優化，大規模的兼并重組序幕將開啟，進而形成一批資產規模較大、核心競爭力較強、具備區域整合能力的行業龍頭企業。一是產業鏈橫向整合。具有資金、技術、品牌等優勢的優勢企業將吞并運營狀況欠佳但有一定技術實力的企業，產業集中度將有所提升。二是產業鏈縱向整合。一些生產多晶硅、電池組件的上游企業將兼并下游光伏電站企業，部分電力國企等傳統企業也將收購上游設備生產企業。針對新能源企業并購重組的金融需求，商業銀行可提供借殼上市、定向增發、并購等投資銀行服務。

第五，要擇優支持海外建廠和布局“一帶一路”的新能源制造企業。

前些年我國風電、光伏制造企業出口主要面向歐美等國市場，也造成了與美歐等國日趨嚴重的貿易摩擦。在面臨歐美“雙反”壓力以及新能源產能過剩的雙重約束下，我國新能源企業“走出去”亟需進行戰略轉型。在海外建廠，實現生產和銷售的當地化，有利于規避歐美等國的貿易壁壘，拓展海外市場空間;同時，要加快布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成為我國風電、光伏產業的發展承接地和利潤增長點。我國已實現在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伊朗等中亞和非洲地區的技術出口和產品外包，隨著第三代核電“華龍一號”的完善和第四代核電技術的研發，我國核電在“一帶一路”沿線也將占據更大的市場份額。

在當前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新能源企業“走出去”仍將面臨較大風險，尤其是中亞、南亞、東南亞等“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商業銀行應對項目進行全面風險評估，實施差異化、精細化風險定價，進而在跨境貿易、境外貿易平臺建立及運用、境外實體投資與平臺搭建、全球資金管理以及全球資產配置等方面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助力。

第六，擇優關注新能源技術企業的信貸需求。

未來我國新能源產業的技術研發將在以下方面進行重點突破：風電技術將重點攻關分體和整體機組安裝技術，海上超導體風電渦輪機研發技術，漂浮式基礎、整體安裝及自航自升式施工平臺等海上風電技術，龍卷風輪發電等靜電發電技術;無齒輪箱的直驅發電技術，風電并網技術及裝備;非并網式風電與海水淡化技術結合等。太陽能技術研發的重點領域是低成本、高效能太陽能電池及蓄電池開發，高效、高可靠性光伏組件和逆變器研發，并網光伏發電系統及分布式光伏發電系統，光伏電站建設及電力運輸技術，太陽能熱發電站集成與集成控制技術等。核電技術研發將分為三個階段，現階段發展重點是以熱堆核電站為代表的三代核電技術，中期是快中子堆(快堆)、高溫氣冷堆等四代核電技術，聚變堆核能系統是核電技術長期發展方向。

由于電力系統對專業性和安全可靠性的要求，新能源技術研發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商業銀行應首要做好技術可行性分析，通過投貸聯動等“股權+債權”的模式擇優扶持新能源技術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