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第一個體現“綠色稅制”的綜合稅種，環保稅平穩實現了排污費“費改稅”并順利完成首年征收。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全國共有76.4萬戶次納稅人順利完成稅款申報，累計申報稅額218.4億元，其中減免稅額達68.6億元。環保稅征收對于實現重點污染物減排目標、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優化效應初步顯現。
業內認為，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目前在征管過程中仍存在多個“攔路虎”。下一步深化改革，應提高排放數據的真實性，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強化數據共享，實現更大力度專業化征管，加強環保稅與排污權交易的協調性，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
減排促轉型效應顯現
2018年1月，我國首部環境保護稅法正式施行，在全國范圍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等4大類污染物、共計117種主要污染因子進行征稅。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負責人近日指出，經稅務總局與財政部、生態環境部等部門持續協作，上下聯動，平穩順利完成了環保稅的稅費轉換。
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全國共有76.4萬戶次納稅人順利完成稅款申報，累計申報稅額218.4億元，其中減免稅額達68.6億元。
從應稅污染物類型看，2018年前三季度對大氣污染物征稅135億元，占比89.8%，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般性粉塵合計占大氣污染物應納稅額的85.7%；對水污染物征稅10.6億元，占比7.2%；對固體廢物和噪聲征稅4.7億元，占比3.0%。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盤和林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環境保護稅主要通過構建“兩個機制”來發揮稅收杠桿作用，其中之一是“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環境保護稅針對同一污染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同時，按照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
環保稅征收對于鼓勵達標排放的激勵作用也已凸顯。以京津冀地區為例，環保稅開征以來，地區二氧化硫同比下降了2.2萬噸，降幅達22.7%；氮氧化物同比下降了3.5萬噸，降幅為13.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最近數據來看，環保稅征收以來，減排效應明顯。“隨著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中央環保督察和環境追責力度加大，我國環境保護格局已經處于歷史性轉折時期，疊加環保稅征收，對于環境改善和企業轉型升級都將產生相得益彰的促進作用。”
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享受達標排放免稅優惠的城鄉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累計免稅27.3億元，占減免稅總額的40%。
“在環保稅機制作用下，環保達標企業的稅收負擔沒有顯著增加，在稅收優惠的激勵下，這些企業更有動力主動進行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從而享受更多的稅收減免。”盤和林說，而一些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稅收負擔則明顯加重。企業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在維持原狀從而長期繳納環保稅和引進治污設備、升級減排技術從而付出短期成本但長期享受收益之間進行權衡。這就是環保稅通過稅收杠桿倒逼企業治污減排的含義。
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
不容忽視的是，由于我國環保稅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環境稅稅種，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很有限，而且從費到稅的轉變涉及許多相關部門的協調，在具體征管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有業內人士坦言，征收環保稅，企業經營成本上升，環保投資加大，壓力很大。希望地方政府在征收環保稅時，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對于達標的企業，給予適當減免或退稅獎勵，從而達到激勵的作用。
盤和林指出，通過環保稅來倒逼企業改進技術設備、實現綠色轉型，盡管從全行業、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好事，但是具體到單個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它們首先感覺到的可能是經營成本的增加。“同時，對環保的投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占部分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資，這對企業提升技術競爭力和長遠發展形成壓力。建議在征收環保稅的同時，有關部門還應當加大在其他領域減稅降費的力度，讓企業在積極治污減排時沒有后顧之憂。”
“事實上，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可以享受到稅收優惠，但是這種‘獎勵’更多是相對意義上的。征收環保稅的目的是減少全社會的污染物排放總量，讓每個企業都嚴格達到環保標準目前還有一定難度。因此，對于治污減排能力強的企業，應該支持其從中獲利，對于暫時引進和升級治污減排設備有困難的企業，也不必急切地要求其整改，而要循序漸進。”盤和林說。
“征收環保稅的目標就是為了引導企業節能減排，通過對排放源差別化征稅，多排多繳，少排少繳，實現獎優罰劣，增加排污成本，為減排創造更多的動力。”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指出，未來環保稅將會出現更多的差別化，在單個企業繳納環保稅方面，排放高和排放低的企業將會存在較大差別，這也會增加企業減排動力。
深化環保稅體系改革
在馬軍看來，“費改稅”之后，最大的挑戰之一還有排放數據的真實性，必須要有準確的污染物排放量監測信息，方便環境部門和稅務部門銜接，識別異常申報。但這是一個挑戰，也對環境監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還有不少專家指出，提高數據及時共享能力，實現更大力度專業化征管，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成為下一步環保稅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常紀文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環保稅在征收過程中，環保部門和稅務部門數據共享和及時性問題，應進一步改善。根據環保稅法規定，部門數據應實現共享，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環保部門還很難從稅務部門及時拿到數據，未來應加強相關方面的機制建設。”
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高萍看來，環保稅征收范圍涵蓋幾大類不同污染物，征管工作相對復雜，需要順應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時代要求，更多尋求與我國稅制相適應、相匹配的信息化現代征管方式。“環保稅作為調節性稅種，它的作用能否發揮，除了名義稅率外，與征管力度密不可分。面對跨部門監管合作難、企業信用信息和環保信息可能失實、應稅污染物范圍較小等問題，宜在下一輪改革中加大力度實現稅務部門專業化征管，讓環保稅更好地助力經濟社會轉型。”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林軍表示，企業在過去繳納排污費時，不涉及行政處罰，但在繳納環保稅時，就有了稅收征管法和刑法的約束。李林軍建議，所有企業都應充分重視內部合規管控，盡量防范和化解稅務風險。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健全問題響應處理機制，及時分類分級研究處理基層落實難題和納稅人意見建議。財稅、環保部門要持續跟蹤做好改革政策效應分析，分區域按照納稅人行業、規模、污染物排放類型、污染源劃分標準、典型企業類型等，多維度精準分析減排效果，為國家環境治理決策提供支撐，為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打牢基礎。
盤和林指出，我國目前已經在推行排污權交易權試點，開征環保稅意味著企業可能出現同時適用兩種政策的情況。目前的規定是，有償取得排污權的單位，不免除其依法繳納排污費等相關稅費的義務。如果企業負擔較重，那么對二者進行協調就很有必要了。未來在環保稅法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或許可以進一步體現環保稅與排污權交易的協調，對排污權交易給予適當優惠，讓二者共同服務于治污減排、改善生態環境的大局。
業內認為，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目前在征管過程中仍存在多個“攔路虎”。下一步深化改革，應提高排放數據的真實性，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強化數據共享，實現更大力度專業化征管，加強環保稅與排污權交易的協調性，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
減排促轉型效應顯現
2018年1月，我國首部環境保護稅法正式施行，在全國范圍對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和噪聲等4大類污染物、共計117種主要污染因子進行征稅。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負責人近日指出，經稅務總局與財政部、生態環境部等部門持續協作，上下聯動，平穩順利完成了環保稅的稅費轉換。
數據顯示，2018年前三季度全國共有76.4萬戶次納稅人順利完成稅款申報，累計申報稅額218.4億元，其中減免稅額達68.6億元。
從應稅污染物類型看，2018年前三季度對大氣污染物征稅135億元，占比89.8%，其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般性粉塵合計占大氣污染物應納稅額的85.7%；對水污染物征稅10.6億元，占比7.2%；對固體廢物和噪聲征稅4.7億元，占比3.0%。
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后盤和林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環境保護稅主要通過構建“兩個機制”來發揮稅收杠桿作用，其中之一是“多排多征、少排少征、不排不征”的正向減排激勵機制。環境保護稅針對同一污染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按照排放量征稅，排放越多，征稅越多；同時，按照不同危害程度的污染因子設置差別化的污染當量值，實現對高危害污染因子多征稅。
環保稅征收對于鼓勵達標排放的激勵作用也已凸顯。以京津冀地區為例，環保稅開征以來，地區二氧化硫同比下降了2.2萬噸，降幅達22.7%；氮氧化物同比下降了3.5萬噸，降幅為13.1%。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從最近數據來看，環保稅征收以來，減排效應明顯。“隨著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中央環保督察和環境追責力度加大，我國環境保護格局已經處于歷史性轉折時期，疊加環保稅征收，對于環境改善和企業轉型升級都將產生相得益彰的促進作用。”
2018年前三季度數據顯示，享受達標排放免稅優惠的城鄉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累計免稅27.3億元，占減免稅總額的40%。
“在環保稅機制作用下，環保達標企業的稅收負擔沒有顯著增加，在稅收優惠的激勵下，這些企業更有動力主動進行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進一步減少污染物排放量從而享受更多的稅收減免。”盤和林說，而一些環境污染嚴重的企業稅收負擔則明顯加重。企業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在維持原狀從而長期繳納環保稅和引進治污設備、升級減排技術從而付出短期成本但長期享受收益之間進行權衡。這就是環保稅通過稅收杠桿倒逼企業治污減排的含義。
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
不容忽視的是，由于我國環保稅作為一種綜合性的環境稅稅種，可以借鑒的國際經驗很有限，而且從費到稅的轉變涉及許多相關部門的協調，在具體征管過程中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有業內人士坦言，征收環保稅，企業經營成本上升，環保投資加大，壓力很大。希望地方政府在征收環保稅時，避免簡單粗暴“一刀切”，對于達標的企業，給予適當減免或退稅獎勵，從而達到激勵的作用。
盤和林指出，通過環保稅來倒逼企業改進技術設備、實現綠色轉型，盡管從全行業、全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好事，但是具體到單個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它們首先感覺到的可能是經營成本的增加。“同時，對環保的投資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擠占部分企業對技術研發的投資，這對企業提升技術競爭力和長遠發展形成壓力。建議在征收環保稅的同時，有關部門還應當加大在其他領域減稅降費的力度，讓企業在積極治污減排時沒有后顧之憂。”
“事實上，達到環保標準的企業，可以享受到稅收優惠，但是這種‘獎勵’更多是相對意義上的。征收環保稅的目的是減少全社會的污染物排放總量，讓每個企業都嚴格達到環保標準目前還有一定難度。因此，對于治污減排能力強的企業，應該支持其從中獲利，對于暫時引進和升級治污減排設備有困難的企業，也不必急切地要求其整改，而要循序漸進。”盤和林說。
“征收環保稅的目標就是為了引導企業節能減排，通過對排放源差別化征稅，多排多繳，少排少繳，實現獎優罰劣，增加排污成本，為減排創造更多的動力。”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指出，未來環保稅將會出現更多的差別化，在單個企業繳納環保稅方面，排放高和排放低的企業將會存在較大差別，這也會增加企業減排動力。
深化環保稅體系改革
在馬軍看來，“費改稅”之后，最大的挑戰之一還有排放數據的真實性，必須要有準確的污染物排放量監測信息，方便環境部門和稅務部門銜接，識別異常申報。但這是一個挑戰，也對環境監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還有不少專家指出，提高數據及時共享能力，實現更大力度專業化征管，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成為下一步環保稅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常紀文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我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環保稅在征收過程中，環保部門和稅務部門數據共享和及時性問題，應進一步改善。根據環保稅法規定，部門數據應實現共享，但是目前一些地方環保部門還很難從稅務部門及時拿到數據，未來應加強相關方面的機制建設。”
在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高萍看來，環保稅征收范圍涵蓋幾大類不同污染物，征管工作相對復雜，需要順應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的時代要求，更多尋求與我國稅制相適應、相匹配的信息化現代征管方式。“環保稅作為調節性稅種，它的作用能否發揮，除了名義稅率外，與征管力度密不可分。面對跨部門監管合作難、企業信用信息和環保信息可能失實、應稅污染物范圍較小等問題，宜在下一輪改革中加大力度實現稅務部門專業化征管，讓環保稅更好地助力經濟社會轉型。”
中國注冊稅務師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李林軍表示，企業在過去繳納排污費時，不涉及行政處罰，但在繳納環保稅時，就有了稅收征管法和刑法的約束。李林軍建議，所有企業都應充分重視內部合規管控，盡量防范和化解稅務風險。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環保稅順利開征只是邁出了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健全問題響應處理機制，及時分類分級研究處理基層落實難題和納稅人意見建議。財稅、環保部門要持續跟蹤做好改革政策效應分析，分區域按照納稅人行業、規模、污染物排放類型、污染源劃分標準、典型企業類型等，多維度精準分析減排效果，為國家環境治理決策提供支撐，為進一步完善環保稅制度體系打牢基礎。
盤和林指出，我國目前已經在推行排污權交易權試點，開征環保稅意味著企業可能出現同時適用兩種政策的情況。目前的規定是，有償取得排污權的單位，不免除其依法繳納排污費等相關稅費的義務。如果企業負擔較重，那么對二者進行協調就很有必要了。未來在環保稅法進一步完善的過程中，或許可以進一步體現環保稅與排污權交易的協調，對排污權交易給予適當優惠，讓二者共同服務于治污減排、改善生態環境的大局。
